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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也因此被重启了。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，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。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，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，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，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。

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，是在出院以后了。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，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。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，和门卫说明了来意，登记了我的姓名，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。一路上，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，还有几个抓着犯人，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，“安静点”“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”的喝令叫个没完。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，心脏突突直跳，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。

“3月11号你干了什么，嗯？”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，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，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。但这老东西，真有两下子。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，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，心里就越是堵得慌，越想跪到地上，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，嚎啕大哭：“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！都是我干的，行了吧！”

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。我知道再过一会儿，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。

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，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。他们有的垂头丧气，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。更多的是不服，大喊着：“怎么抓我不抓他！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。”听得我浑身冒冷汗。

“马黄，梁辉，这些人你认识吗？”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。

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：“认识，鼻子大的这个是马黄，脸瘦的这个是梁辉。”

“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普通同事。马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，我就一普通打工的，我们分工不一样。”

我和老刑警，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。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、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。他们每问我一句话，我就紧张地牙齿打颤，哆哆嗦嗦地回答。小跟班看我可怜，想给我接杯水，被老刑警拦住了，大概是嫌我有病。

“对了，”老刑警说，“赵德昌，这人你认识吗？”

香港老板？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他模糊的形象，身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，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点，不管怎么说，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我还真没见过他呢。

“赵德昌，那是谁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一个做生意的老板，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。”

我苦笑着回应：“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知道。”

老刑警继续逼问：“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？”

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考验我。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：“就算好奇，我也不敢多问。万一问错了什么，你又怀疑我怎么办？”

老刑警嘿嘿一笑，便不再追问此事。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，他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，平铺在我面前。

“这件衣服，你见过吗？”

是肖东死的那天，我从他家里偷出来的衣服。

我摇了摇头：“没见过。”

“看清楚点，真没见过，假没见过？”小跟班逼问我的同时，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。

我坚定地摇头：“真没见过。”

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，对我说：“这杀人犯倒也挺有品位，挑了这么件外套，血溅上去了也不显。”

拿黑白照片给我下套！我点了点头：“看上去是啊。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，本身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颜色。”

刚说完，老刑警就抬眼看了看我，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眼神回敬他。他终于抛下了最后的陷阱，被我稳稳地接住。至此能够证明我罪名的东西都不存在，或者说，他们都还没找到。

在我准备离开之前，老刑警好心地揭开了谜底：“赵德昌，三天前被人发现死在自家的别墅了。你猜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猜猜猜，又是让我猜，有心情跟我打谜语，不如狠下心来往我的眼珠子里倒辣椒油，直到我哇哇大哭着把实话说出来。

但我还是彬彬有礼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老sir。难道说他和王四一样，都是让人用枪给干掉了？”

他饶有兴趣、胜券在握地看着我，又玩起了文字游戏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猜？你有什么把握？”

这时我已经站起身来，急切地想要出去透气，不愿再和他玩这些幼稚的把戏了。

“猜的，都是猜的，这还要什么依据啊。脑袋一拍，答案就跑了出来。你大费周折，为什么全要怀疑到我的头上去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净找我的麻烦，我可真是没什么话可说的了。”

说完我就怒气冲冲地往外走，心烦意乱又气喘吁吁。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刻，老刑警又阴魂不散地说：“衣服是紫色的。我刚给你看的照片，不是黑白的，是彩色的。”

我顿时浑身寒毛竖立，咯吱咯吱地转过身去